作家柳青（资料图）。柳青女儿刘可风。 去世38年后，借由女儿的笔，作家柳青得以说一些生前不敢说或来不及说的话。 如果柳青还活着，今年刚好100岁。这位主动扎根农村14年的著名作家，长期以来被视作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勤奋的实践者。当下，又作为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柳青精神研讨会在全国接连召开。 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少有人知道，柳青也曾在文革中被打倒、关过牛棚。这段经历以及他在那个年代的沉默，连同《创业史》鲜明的时代烙印，使得他被文学界批为缺乏批判精神、意识形态的宣传员。批评者说，他毕竟是亲历过大跃进、文革的人，为什么对那个年代毫无反思？ 柳青在文革结束两年后去世，四部《创业史》，只完成了两部。他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柳青女儿刘可风说，这是她写《柳青传》的缘由。 永远听党的话 早在1953年，作家柳青自愿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要求撤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专心写作。他在那儿待了14年。 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柳青相信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他要写一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巨作，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柳青说。 文学研究者程光炜曾毫不客气地评价，在那一时期的解放区作家中，柳青恐怕是最没有自我反省的人之一，这使他的真诚更令人痛惜。与赵树理返回并定居故乡是出于对当代文学不关心农民命运的不满有所不同，柳青自愿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完全是响应深入生活的政治性号召。 柳青自我改造的自觉性超过同时代其他作家，这方面他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同辈作家中首屈一指。 1960年1月7日，柳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听党的话》一文，总结他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三点心得：听党的话，不断地改造思想；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在艺术上，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 柳青说：要写出一些作品，确实有利于党和人民，有利于消除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帮助人民建立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品质，不老老实实遵循毛泽东文艺方针，谁能办到呢？ 长安县农村的14年，柳青完成了这本后来名为《创业史》的书，并成就了他在上世纪50、60年代文学中的至高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指的便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部公认的红色经典。 文学界对柳青的态度多半双重，一方面，认为政治性明显损害了作品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肯定柳青的艺术功力。 学者何吉贤梳理过《创业史》几十年以来的评价的变化：第一阶段，上世纪60年代第一部刚面世便获得很高评价，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它与大多十七年文学作品一同被否定，第三阶段，新时期后，农业政策、文学观念发生巨变，但相比于其他红色作家、十七年文学，《创业史》并不是被否定得最厉害的；第四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派兴起，柳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被边缘化；第五阶段随着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柳青传统作为一个文学影响的脉络一直时断时续地被人提起。 这些评价刘可风逐一听在耳里。她说：有一个说法我认为是中肯的。时隔这么多年，柳青的作品还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文学性战胜了政治性。 《创业史》第一部刚出版时，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曾发文质疑书中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他认为，主人公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年农民英雄，塑造不算最为出色；浓缩了千百万旧农民的血泪耻辱历史的真实写照的梁三老汉，才是柳青创作上的亮点，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